一、应当尽快统一电子游戏的保护路径
我最近一直关注电子游戏本身（含所谓的游戏玩法、规则以及画面等）的保护问题。总体上看，司法实践中电子游戏既既有整体性保护又有局部保护，始终在著作权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之间徘徊，且有循环往复之势，各地法院的认识和裁判始终有分歧。对于一个新出现的游戏类客体在保护归类（法律涵摄）上有著作权与反不正当竞争之争，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尝试和探索时期，这本身符合新客体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规律，像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就曾经历了类似的保护阶段，数据权益保护正在处于这种阶段。但是，像电子游戏保护归类这样的问题持续争论了大约20年，迄今仍众说不一，确实比较罕见。
法律适用虽然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撑，学术研究仍可以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甚至可以观点出奇和独出心裁，但司法毕竟不同于学术研究，不能始终标准不一各自为政。我感觉虽然当前的各种说法或许均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法律适用应当有统一标准，应当给权利保护以确定的预期，更好地实现定分止争。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探索，各种问题都有充分的暴露，也有全面深入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统一法律适用方向，应该不是难题，关键是有权部门要尽快作为。像当年卡拉OK著作权保护、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等问题都曾经历过较大争议，最后都由最高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二、如何看待电子游戏的两种保护路径选择
当初将所谓的“换皮游戏”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如早期上海一中院判决的“炉石传说”案），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如当时将游戏玩法和规则理所当然地纳入思想的范畴，将其排除于著作权保护，但又感到有保护的必要，或者说感觉如不保护就不公平，因而选择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由此开启了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之路。此后，又有感觉可以纳入著作权保护的情形或者认识，如将游戏画面纳入类电作品等著作权保护，或者干脆认为高度具体化的规则和玩法逼近规则和表达的临界点而可以认定为构成表达，而直接以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迄今两种保护路径始终存在。
我近年来一直主张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新权益有“孵化性”保护的功能，即在新权益有保护的必要，但对于能否纳入著作权等专有权保护存在争议或者一时看不清楚，遂在著作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进行摇摆，反不正当竞争保护通常被作为一种替代性、尝试性和探索新的路径。经过一段时期，可以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共识，要么归入专有权保护，完成了专有权的“孵化”；要么因为实在不能归入专有权的保护，而最终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能够归入专有权保护的，尽量归入专有权。因为专有权有更为完善的权利框架和清晰的保护边界，有利于权利保护的确定性；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进行保护毕竟有太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认为电子游戏不能作为作品保护的理由有多种。最为常见的是，囿于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将游戏规则和玩法其理所当然地纳入思想的范畴而排除于著作权保护。但是，又感到有必要保护有创新性和有较大投入的游戏规则和玩法，所以寻找替代性保护路径，结果还是给予了保护。其实，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来应该是协调的，因为公共政策原因不能依据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通常也不予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否则在公共政策上存在冲突。感觉应当保护而又受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局限的，更多是因为对于思想与表达的理解有问题。因为，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在典型的情况下有清晰的界限，但非典型情况下有模糊区（霍姆斯所说的法律的“半影区”）。此时对于思想与表达的区分需要引入价值判断等，不再是简单地和机械地加以区分。电子游戏的所谓规则和玩法虽然被称为“规则”和“玩法”，但实质上或许就是游戏类作品的独特表达方式，在作公有领域和合并原则等排除之后，可以作为受保护的表达，不一定非要一定归入思想的范畴。是否纳入著作权保护，首先是基于对游戏保护的总体价值判断而进行的具体路径选择，如果总体判断以作品保护游戏（包括规则和玩法）更为妥当，则所谓的思想与表达就是个法律解释和操作方法问题，法律适用的细节应当服从于保护需求，而不是保护需求为机械的既有看法所拘束。所以，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应当首先判断哪一种路径更为符合游戏的保护实际，哪种路径总体上更具妥当性，给游戏保护做一个宏观定位，然后再恰当地解读保护标准，而不是让游戏保护简单地削足适履。这是新权益保护的常规路径和法律方法。
有人认为，游戏的组成部分各有不同，分开保护更有必要。我感觉游戏本身客观上是一个整体，在整体上考量其法律涵摄而纳入一类保护客体，更为符合游戏本身的客观实际。将其整体纳入作品保护，不影响局部侵权（实质性部分侵权）时的侵权行为构成。有人认为，游戏种类太多，不适宜纳入著作权保护。虽然游戏的具体类型众多，但总归有最为本质的共同特征，毕竟是物以类聚，否则不能归为游戏了。就像其他作品也有类型繁多的情形，但不影响在统一的作品概念和标准之下进行保护。有人说，游戏更具有竞品即市场竞争的商业产品的性质，保护的基点是市场利益或者竞争利益，因而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更为合适。但是，商品与作品保护并无冲突，软件等作品都是商品，都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同样保护市场竞争利益，只是以更为确定的权利化方式保护竞争利益。因此，以商品说或者竞争利益说排除著作权保护很难成立。有人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具有灵活性，更为符合游戏保护的实际，也更利于进行利益平衡。但是，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通常是不得已而为之。著作权法保护在具有权利确定性的同时，同样又具有灵活性，同样可以进行利益平衡和考量产业发展，尤其是通过公有领域、合并原则等确定不保护的内容。
综上，基于当前游戏保护的实践基础，我感觉已具有在宏观上衡量是以著作权保护还是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游戏的利弊得失的客观条件。在总体上判断哪种保护模式更为妥当的基础上，再决定思想与表达等具体的解释问题。具体问题不应该成为保护的障碍，而应当服务和服从于宏观判断。将游戏整体纳入著作权保护，并不具有天然的障碍，一切取决于那种保护更合适和总体更有利。
三、如何看待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中的商业道德标准
商业道德是不正当竞争的根本性或者特色性衡量标准，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石。反不正当竞争法起源于对于竞争自由的滥用，衡量标准是高贵商人的行为标准，被归结为商业道德标准。法国、德国初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均采纳商业道德标准。但是，竞争行为的正当性毕竟不好判断，为防止商业道德标准的主观化，避免对于市场的不适当干预，又始终将商业道德标准客观化，即以行业内公认的行为标准或者惯例（惯行）进行判断。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采用了“违反工商业惯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界定方法，也是以既有法德等国家的国内标准为基础。
我国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纳了“公认的商业道德”标准，这是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标准。2017年法律修订为“商业道德”，原因是除有公认商业道德的行业外，还有新的领域尚未形成公认的商业道德，需要司法进行创制。最高法院在“马达庆案”中将商业道德解读为商业伦理，即特定经营领域的行业或者职业伦理，以区别于世俗道德标准或者高尚道德，实现了“在商言商”的澄清。显然，我国的商业道德仍然应当是客观标准，特别是以行业内公认的行为标准为优先标准。即便在新行业需要创制道德标准，也应当将考量因素客观化。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对此已有考量因素的具体指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电子游戏时，同样需要基于电子游戏领域内的商业道德，即首先是电子游戏行业公认的行为标准，或者在缺乏公认标准时由法院基于法律精神、行业发展需求等创制的道德标准。对此，实践中已有很好的实践，值得总结升华。

中新网5月6日电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5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中央网信办组织对App、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现对有关问题予以通报：

一、墨迹天气tv版、医家等15款App存在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SDK，未准确列出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详见下表)。

二、CTP穿透采集、金仕达穿透采集等16款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存在未提供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说明自行或协助App响应用户个人信息权利请求的措施，未及时响应用户个人信息投诉举报等权利请求等问题(详见下表)。

三、相关App和SDK运营者应当于本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我办。我办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结合整改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处罚。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29日发布《关于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 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通知》，进一步大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清理和整改违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的各类不合理规定和做法，建立健全线索归集、核实整改、案例通报等长效机制，让“非禁即入”落地生根，营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

本次清理整治的重点是，以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等形式设立和实行的违反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各类规定文件，以及各级政府违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的各类做法情形。主要包括国家层面已放开但地方仍在审批；审批依据和法律效力不足；行业壁垒造成准入规则不平等等15项具体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清理整治的主要步骤包括：一是对涉及市场准入的各类规定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违规增设准入事项或条件、违规扩大准入范围等情况，要一律纠正；对既无上位法依据，又无相应法定程序设立的市场准入规定，要一律废止。

二是开展线索归集，通过政府部门自查、公开征集等方式，全面归集各类渠道获得的线索。

三是进行个案核实整改，各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商务、市场监管部门，对各类渠道归集的问题线索进行汇总，推动辖区内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时核实整改。

四是典型案例公开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程序对转办问题线索核实整改情况和地方报送的典型案例进行审核后，按照“一案一核实，一案一通报”的原则进行公开通报、向社会公示，并同步纳入全国城市信用监测范围。

本次清理整治行动邀请新华社全程参与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共同建立线索共享、案例同查、典型共报、经验同推工作机制，助力负面清单落地落实，进一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管理更加优化。

上述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围绕确保清单扎实落地，积极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壁垒，已累计向社会公开通报7期115个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破除了一批基层政府关注、经营主体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的市场准入障碍，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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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

4月28日，国家数据局在福建福州召开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数据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其中提出，围绕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坚持以市场化价值化为导向，强化整合共享、开放共用、授权运营，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策加快落地，释放公共数据价值。
据悉，2024年以来，国家数据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先导作用进一步凸显，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创新活跃，可信数据空间创新试点蓬勃发展，数据产业生态培育提档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会议要求，强化设施互通、价值共创、场景应用，加快可信数据空间创新试点，打造数据规模化流通利用新模式；强化利益协同、主体培育、生态集聚，大力培育开放创新的数据产业生态；强化数据登记、资源调查、标准建设，有力推动数据资源高水平开发利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上，国家数据局正式发布70个重点建设的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旨在打通公共数据供给-流通-利用链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开发利用模式，打造一批社会效益突出、产业带动作用强的应用。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地方和部门，围绕“出数据、出应用、出产业、出模式”的目标，大力推进场景建设，打破数据孤岛，扩大数据供给，激发数据潜力，更好赋能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同时还将持续遴选、培育更多示范场景，更大力度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释放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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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

快科技5月3日消息，工信部近日提到要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联合提供二次号码焕新”服务，可一键解绑历史互联网账号，目前已覆盖超200款主流互联网应用。

所谓二次放号”，是指手机号码在被注销或者停用后，经过大约3个月的冻结”，会被运营商重新投放市场供新用户使用。

二次放号”本是盘活有限闲置号码资源的常见做法，却可能将用户的个人信息暴露在风险中。

有使用二次号码”的新用户发现，通过手机验证码，他们可轻松登录到前机主的应用程序账户，此外还有人时常收到陌生人的快递信息、购物平台的消费记录等。

按照工信部要求，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在用户开户、过户、注销手机号码及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绑定互联网应用账号时，应提醒用户主动管理手机号码与互联网应用的绑定关系。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应提供多种注册登录方式，防范仅以手机号码作为用户标识存在的风险，支持已注销的号码用户通过其他方式登录使用互联网服务，确保当前用户无法登录到已经注销号码用户的账号服务里。

此外，工信部要求相关企业从六大方面规范互联网应用和手机号码关联管理，系统解决二次号码”用户无法注册使用互联网应用或登录到号码前任用户互联网账号等问题。

目前，工信部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打造技术服务平台，建立起跨行业协同机制。

用户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App为使用二次号码”焕新服务，快速解绑手机号码开户前绑定的互联网应用。

截止目前，这个服务已覆盖200多款常用互联网应用，正在推动更多常用互联网应用抓紧接入。

中国移动刘晓川介绍称：用户搜索二次号码焕新”进入服务办理页面，勾选需解绑的互联网应用，经过身份信息验证，即可发起解绑请求。

此外，他还表示：一般在5天内，互联网企业会处理完，并向客户返回处理结果；同时在号码的注销、过户环节，我们也会主动提醒客户对互联网应用进行解绑。”

4月21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有关情况。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介绍，此次《工作方案》在亮点和特色方面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聚焦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方案》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有效投资、扩大自主开放等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比如，依托当地的商业航天发射场，推动融合研发设计、装配测试、数据应用及服务贸易等为一体的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的发展，拓展“航天+”业态。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网联云控基础设施规模化建设，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发展。

第二，突出重点，提高制度型开放效能。在分类梳理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条款的基础上，《工作方案》重点突出相关规则在具体产业领域的适用性转化、规则标准的主动建设等内容。比如，根据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明确提出对接CPTPP的具体领域，包括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支持试点省市与DEPA相关成员国开展深度合作，将高标准实施《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率先试行《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对接范围，推广相关的实施标准。

第三，问题导向，提升试点任务的针对性。《工作方案》聚焦重点服务领域开放、产业创新发展、制度建设、风险防控等，提出150余项试点任务，其中多数来源于经营主体日常经营、跨境投资等活动的实际需要。

比如说，在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方面，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免于外汇登记。探索开展境内公司境外上市相关资金登记改革试点，允许在当地注册的公司直接在银行办理境外上市相关资金登记手续。在便利境外人才入出境与从业执业方面，允许具有境外职业资格的金融、绿色低碳等领域符合条件的外籍专业人才在特定区域提供服务。持续推进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社会应用便利化，拓展应用场景，扩大使用范围。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试点任务。结合试点地区的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实事求是分类推进试点任务，既鼓励地方发挥改革积极性，在优势领域先行先试，同时也指导地方在具体任务、实施路径等方面形成错位，多角度多层次开展探索，促进创新成果的互补互鉴和系统集成。

比如在天津，落实传统经典车的认定标准，探索研究传统经典车国内管理和贸易政策，开展经典车金融保险及巡展、赛事、文化旅游等业务。支持东疆综合保税区试点传统经典车保税展示及托管业务。在上海，推动全域实施电子口岸签证，稳妥有序向全国推广。在海南，加快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药、研、产、城”一体化建设，加大肿瘤、罕见病等学科中全球最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引进力度，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加快推进特许药械产品注册上市。在重庆，支持开展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加大对跨国公司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支持力度。

4月23日，最高检举行“以高质效知识产权检察履职 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以下简称《白皮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会上介绍，今天发布的《白皮书》，总结了过去一年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情况及工作成效。《白皮书》包括前言、第一至第四部分正文、结语，共六部分，约1.2万字。

除了发布《白皮书》，澎湃新闻在会上还了解到，最高检经研究并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在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加挂“知识产权检察厅”牌子。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是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第一次向社会公众亮相。”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李雪慧表示，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正式挂牌成立，体现了党中央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一步迈入专业化、综合化的发展阶段。

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

【TechWeb】4月2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超高清插入式微型机顶盒千万级规模部署启动仪式于当日举行。

这款超高清插入式微型机顶盒亮点颇多。它采用低功耗器件和紧凑化设计，体积相较于普通机顶盒大幅降低，降幅超过80%。使用时，可直接插在电视机的HDMI接口上，成功达成了机顶盒小型化、隐藏化以及减少连线的目标。不仅如此，它还支持4K超高清业务，高度契合当下超高清发展的趋势。

在操控方面，该机顶盒搭配了基于红外、蓝牙和星闪的三模通用遥控器，用户用这一个遥控器就能同时控制电视机和机顶盒，轻松实现一键开关机、一键进入直播等操作，极大提升了使用的便捷性。

据悉，2025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四大运营商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超过1000万套超高清插入式微型机顶盒和三模通用遥控器，有望为广大用户带来全新的收视体验。